从第一集开始，《我是刑警》就跟悬疑推理类型剧划清了界线。

　　1995年春节矿场的一场未遂抢劫工资款大案，搭上十几条人命，现场惨绝人寰。刑警秦川和叶茂生是通过寻呼机回电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接下来的几场戏奠定了全剧的现实主义基调：逼真的条件反射——“死人了吗？死了几个”；逼真的捉襟见肘——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通知警队更多人，秦川吼一嗓子“去现场，去现场”就直奔危险而惨烈的现场；逼真的震惊与恶心——两个刑警离开现场一出门就此起彼伏地吐了一地；以及，逼真的犹疑与顾忌——满满一屋子公安干警开会，秦川在斟酌“要不要说”和“怎么说”上花的心思，一点儿都不比研究案情更少。当他好不容易结结巴巴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，顺嘴提了一句“我读大学的时候——”，这一丁点儿“显摆学历”的嫌疑立马被旁边的叶茂生给截断。他知道，没有什么职业能豁免人情世故，警察当然也一样。

　　对矿场抢劫案的主犯宋小军和他老婆白玲的审讯先后进行，“钱哪有够的时候”和“日子本来可以过得挺好的”这两种价值观通过琐碎而充满烟火气的台词激烈碰撞；在偷运黄豆案中，无论是地道的形状和成因，还是盗窃团伙混合了《地道战》《水浒传》、磁力发生器和迷信拜神的“管理”理念，都不是一般悬疑剧会关注的点；在本剧最吃重的连环枪击抢劫案中，杀手张克寒在神出鬼没地犯下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大案之余，居然也会为了跟老婆的关系而烦恼，甚至抽空冒险去办了离婚手续。

　　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。作为类型文学/戏剧的重要分支，悬疑类作品的读者/观众早已形成某些思维定式。一旦编导演把笔墨放在这些有可能放慢速度、降低悬念的细节上时，就必然会对收视群体的期待构成挑战。

　　在《我是刑警》中，警方和嫌犯的视角常常同时展开，尤其是剧中的几个大案。在这样的平行剪接之下，没有什么秘密是藏得住的——也无须掩藏。编导想得很清楚，坚决摒弃用“负信息差”来制造悬念（用“错误”或者无用的信息干扰观众发现真相，类似于障眼法）的经典套路。老实说，即便在很多所谓“社会派”（相对于“本格派”）的悬疑作品中，敢于将悬念机制抛弃得如此彻底，也是很少见的。

　　有监控之前，警察挨家挨户查人口，做笔录；有监控之后，体育馆里坐满了四千个通宵达旦看视频的人；DNA技术刚刚兴起，警方得为了昂贵的检验成本去筹措经费、央求人力；哪怕到了现在，生物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日渐成熟，依然会冒出清江爆炸案这样用新技术难以完全覆盖的问题，还是需要刑警们老老实实地打格子、扩范围，直到否定完所有能否定的东西，才能剩下唯一的“肯定”。

　　第15集，秦川在排查过程中试图“还原”嫌犯的路线，屏幕上展现了一组娴熟流畅的快切镜头，用特效“凝固”秦川周遭的人和物，只有秦川跟着“凶手”在其中穿梭——这是现代“神探”剧经常使用的超现实手法，在《福尔摩斯》或者《唐探》系列里俯拾皆是。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好像摘蟠桃的仙女被定身法困在原地，任凭孙悟空在其中恣意行走。与全剧朴实的、近乎纪录片的基开云体育注册调相比，这一组镜头显得颇为异类。

　　第14集的叙事节奏同样耐人寻味。秦川在接下张克寒大案之前，居然用了整整一集，才下定决心——这样写会不会拖慢节奏？叙事的必要性在哪里？

　　耐心看下去，我们会发现，让秦川纠结也让武英德老师过意不去的原因有两点：其一，接了这个案子，秦川个人的成长可能会转向，中断原来从地方到省部的垂直升迁路径，转而到不同的地方督办大案要案，面对各种陌生的环境。其二，这陌生的环境意味着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，意味着在尚不完善的机制中四处碰壁。在剧中，刑侦专家已经在技术上认定应该尽快并案协查，却迟迟得不到地方的配合。

　　一边是具有很强反侦察能力的案犯看准了条块分割、各自为政的漏洞，四处流窜犯案；另一边则是干警在无效的推诿中互相消耗。所以病床上的武老师紧紧拉住秦川的手——他要交出去的不仅是一桩大案，更是整合资源、兴利除弊的重担。秦川也很清楚，他一旦接过这副重担，那从此要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技术、罪犯和证据链，而是复杂关系的艰难博弈、互相拉扯，是所谓的“工作环境”问题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整整这一集“文戏”中，演员可以调动的手段很少，声台形表都给塞进焖烧锅文火慢炖——端出来的菜色，却得具备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“宛若含着千斤重的橄榄”般的表现力。于和伟做到了。他的表演让我相信，在个体与环境的相对论中，秦川最终找准了自己的立场：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个体，每个人都是“工作环境”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“干得成事”的环境，那就通过“干一件事”来改变它。

　　文本细读就像探案，在厘清了“我不是什么”之后，离“我是什么”和“我想表达什么”就不远了。

　　无论是煞费苦心构建的时空图景，还是素材遴选（不看重情节的离奇曲折，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时代变迁才是首要标准），本身就体现了强烈的叙事野心：以38集的体量，勾勒中国刑侦司法进化史，包括技术和体制，以及围绕这两者伸展出的世态与人心。在这样的主题统摄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这巨大画幅里的一块拼图——它们的意义，是在与其他拼图的互相对照和拼接中才得以凸显的。

　　靠结实的人物。作为在这部作品中穿针引线的人物，秦川这个人物既担负着繁重的功能性，也必须以完整的成长弧线来维持与观众的情感连接。清江爆炸案时期，秦川在除夕与家人通话，头顶上满天星斗，脚底下黑色泥土，耳边是电话里传来的烟花绚烂。那片刻的释然，人物在半梦半醒中神游的状态，是足以击穿人心的神来之笔。

　　靠结实的细节。审讯室里给宋小军端来的挂着勾芡的锅包肉，白玲手上的冻疮（所以她一直在狠命地搓），张克寒对着超市监控的挑衅眼神，以及他手里拿着的“西班牙面包”（因此，秦川在看到这段视频时会大喊“看，西班牙面包，我们丢不丢人”；也因此，于和伟能把那种微妙的失控感，释放得如此真切自然）。凡此种种，都体现了剧本、场景以及服化道的一丝不苟。这些充满逼真细节的规定情境给了演员最充分的信念感，是所有“演技”得以充分施展的前提。更何况，走进这些情境的，是像于和伟、富大龙、丁勇岱、马苏这样的好演员。